文‧徐文路
(反大學法人化陣線成員，輔大全人教育中心助理助理教授)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 John Maynard Keynes
把教育當成營利事業，把學生當成提款機，把學校當成職訓所，把教師當作廉價勞工，這些教育怪象和趨勢在1990年代開始陸續出現。自從1997年憲法不再設定教育預算下限（不低於年度總預算的15%）之後，十五年來，台灣的教育經費問題每下愈況，至2008年，教育預算正式跌總預算的10%。舉凡學費逐年提高、校務基金設立、各校覓地購地等，在在都與此一大趨勢有關。而這個趨勢，並不是社會健康發展下的自然產物，而是少數自認為上層菁英者對台灣教育發展所開出的「處方」。不幸的是，這些處方並不是經過嚴謹的討論與設計，而是官資合謀的結果。他們先向美日等國取經，再把他國的操作手法生硬套搬到台灣，經過若干不甚透明的程序，最後將強行推動，而由全國師生集體承擔。如今，大學法人化的實驗正將在成功大學和金門大學推動，日後就要向全國大專院校推行。
由於大學法人化的問題層面甚廣，因此本文先就大學經費自主的問題談起。原因無它，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經費，任何計劃和組織都無法運作，遑論其它；而經費的來源極可能影響此一組織的運作方向。
這些推動大學法人化的論者，為了掩蓋其利潤掛帥的教育經營思維，往往把1990年代台灣許多進步派學者教授的「大學自主論」搬了出來，企圖論証法人化的正當性。然而有一個時空背景必須注意，那就是1990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局勢。1990年代的台灣，由於政治上剛解嚴，可是國家、政黨對於教育的管控仍有極深刻的影響，這就是為何許多進步派的學者和教授，企圖從制度變革著手，提出了大學自主和自治的要求。因此，如何看待大學在現代國家的法律位置和社會角色，成了討論的重心。因此，至少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大學自主論」的重心係強調治學和教育的宗旨不能唯政黨或國家意志是從，而需要從良性的社會發展需要而論，並未直接涉及學校經費的問題。
然而，這一類的大學自主論述，若是繼續向深處、廣處發展，的確是會碰到教育經費的問題：正所謂拿人手軟，大學自治自主，是否經費也得自主呢？也就是說，你想要獨立超脫於國家政治之外，那麼，大學是不是不能再向政府拿錢呢？若按自由主義的思維而言，這是一定的，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大學既然向政府拿錢，就不可能不依附於政府，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因此，要讓大學真正達到自主，就必須向國家斷奶，自籌財源。
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往往讓進步派人士無言以對、無力反駁。有部分關心並批判此一議題的人士，往往以德國的大學法人化為例，反駁法人化並不一定要排除由國家提供教育經費。的確如此。但光是用德國為例，並不能真正堵住「大學法人化必然要財務自籌」者的論調──一句「個案」，可能連認真一點的論述都免了，尤其是在台灣這樣的唯美日是從的社會。
其實，我們可以從兩個相反的方向論証「大學自治自主必然要財務自籌」此一論點的謬誤性，進而反思資本主義國家與教育的關係。
一、正向延伸：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出現之初，沒有什麼教育可言，尤其是官方的教育，因為當時政治方面仍是以封建為主要內容，而經院的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虔信的教徒，成為修士，而非社會經濟需要的人才。「起初，資本家在市場上找什麼樣的的勞動力就得使用什麼樣的勞動力，因而勞動在還沒有資本家的時期是怎樣的，資本就得採用什麼樣的勞動力。」（《資本論第一卷209頁》）後來若干企業主自行辦教育，內容則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內容，尤其是商業、財務相關的技能，而非生產領域的相關技能──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之前，亦即在資本的勢力尚未使生產領域實質隸屬於資本之前，包括各種工種之間的比例關係、各種工具改良的發展，大體上而言，勞動生產領域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是壟斷在手工行會的熟練工人手上，而以代代相傳的方式進行，而非正式的教育系統為之。一直要到大機器、大工業的資本主義生產出現資產階級對普及教育的需要的迫切性，才開始呈現。因此資本主義下的國家教育，還不如說是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而必建立普遍的、全民的教育，主要為的是培養未來可以有基本的數理化知識和閱讀能力的現代工人。
到了二十世紀，高教膨脹，其實也不是什麼不合理的事，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二次大戰以前，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大學生總人數，加起來也不過十五萬多，只佔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而到了一九六０年代中期，光是法國一地，大學生的總人數己高達五十一萬。一九六八年「三二二」學生運動的起源地，巴黎大學的南岱（Nanterre）分校，便是為了因應大量的學生人數需求，而在戰後成立的。因此，教學品質的滑落、學生受教權利的受損，多少也成為「三二二」學運 遍地烽火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法國學運份子都很清楚，資本主義的大學，主要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如法國當年的學運領導者之一龔本第（Cohen Bendit）所說的：「不管怎樣，這一點是明顯的：資本主義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增加了。」就是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歐洲的大學生才能迫使政府和資本家負擔 起應負的責任，即支付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教育支出。他們絕不是以一個消費者的姿態，品評大學提供的各種各樣職能，是否符合學生所繳交的學費價格。至於有關學術品質等問題，等到資本家支付了相關費用之後，教學品質等問題配合其他政策措施，方能得到解決。
因此，「向國家拿錢，就要服從國家的意志」此一論點，必須往前一步問：資本主義國家的經費從哪裏來？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反思：什麼是國家？憑什麼國家可以擁有並支配這些經費和收入？為何國家要負擔教育經費？
首先，此一論點忽略了一最為基本的事實，稅收來自國民收入，而國民收入不外乎利潤（各種資本利得）、地租（土地租金）和工資（勞動所得），其餘皆為這三種收入的變形或派生。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奉為大師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理論（馬克思則進一步論証，資本利得和地租收入，實則來自對工人的剝削）。國家稅收的用途，本應促進全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包括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因此，國家負擔教育費用，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歐洲激進自由派學者，或社會福利派學者，都將教育界定為「公共性」事物，其費用應由國家稅收支付（其它屬於公共性支出者尚有如醫療、大眾交通等）。至於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則必須超然於政治（如君主或政黨）或經濟（如資本或個人）利益，而以社會公眾利益為其導向（因而也不是所謂「中立」的──沒有中立這回事）。這就是為何德國的大學法人化可以一方面大量接受國家補助，一方面仍維持自治和自主性的理論根據。但是，激進自由派或福利派學者的立論要成立，還要有一個前提：這個國家的階級力量是相對處於對等狀態的。如果像台灣這樣的情況，國家稅收大量向資本利得開後門，多數得以合法減免或非法逃漏，致使國稅大量依賴工資，而勞資力量的對比又明顯是資方大勝時，將會造成經費的主要來源（工資）卻無法造成教育內容有利於自身階級。只要看一個事實便可知情：各大學中討論有關勞動和環境權益的相關科系和課程之比例是如此的少！
其次，就算是從傳統或新自由主義的角度而言，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費用，如果不讓國家支付，也應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向資本收取。因為這些受國家教育的人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其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絕大多數係以資本需要的人才和技術為主，並按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市場供需，按比例開科設系而來。君不見三、四十年前中文打字是極度專業時，中打高手供不應求；而今因為電腦普及和中文輸入法的變革發展，不會中打不要說找工作，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都有困難！從技職院校到一般大學，中文打字的專門課程，在正規教育中已越來越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電腦繪圖、應用程式設計等。這跟學生們對於打字或繪圖的興趣高低完全無關，而跟資本的需要有關。更進一步來看，國家對教育的內容的干涉和改變，實則也是為了資本的需要。像是國防役的推動（後來改為研發替代役），便是明証：要理工科的大專生，把服役這種「國民應盡的義務」變成「在企業工作，只拿義務性的工資」。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必然會帶有資本的需要，而未來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受僱於各種型態和規模的資本，以其在校所學，表面上為自己掙一份工資，實際上為資本貢獻剩餘價值。果若如此，那麼大學的所謂自治或自主，其實只是形式上的，而不可能是實質擺脫資本的控制，從而如果國家不支付教育費用，或者資本的賦稅負擔極輕，以至於用國稅支付教育經費，形成「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情況時（像台灣，在個人所得稅的項目中，接近八成係來自工薪階級），那麼資本就應該直接支付教育費用，方法是大幅提高工資水準，以使工薪家庭在支付了子女學費和其它教育訓練費用之後，仍能維持生活，不用助學貸款；或者政府向資本利得課徵特別稅或公課來專款支付教育費用，這才算足額支付了教育這部分的社會再生產費用。此一理論，正是近年來台灣反高學費運動的立論基礎。
二、反向推論：
「大學自治自主必然要財務自籌」，那麼是不是說，「財務自籌之後大學必然能自治自主」呢？
先不談什麼理論。正如成功大學為了因應法人化的需要所成立的「成功大學校長校際諮議小組」其中的成員、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學校長及加拿大約克大學前教務長Michael Stevenson所坦承的：
「1975年後，因戰後如教育等種種社會計劃所需的巨額投資超過稅收，使西方工業國家經歷重大財政危機，幾乎可用「預算大地震」來形容。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也逐漸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瘦身、外包政府計畫以降低政府開支和縮編結構。政府在進行組織瘦身的同時，教育界的情形是因為知識經濟使更多人想進大學，而知識經濟也需要更多的經濟產出來支持。結果造成一種「剪刀效應」，也就是說：知識經濟發展使對人力資源和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因此應該要增加對教育的投資，但政府對教育還是愈來愈縮減補助；國家的補助降低，使得私人必須提高所支付的學費，才能負擔大學的開銷。大學由政府得到一筆總預算，然後享有支配和自主權的日子過去了，現在必須由其他管道尋求財源。這種新的補助方式使政府有權設定支持最符合其利益的課程。在發放稀少的補助時，政府可對教育施加強力的控管措施以確保責任和價值。」[1]
請大家特別注意到這段引文中的最後一句話：在發放稀少的補助時，政府可對教育施加強力的控管措施以確保責任和價值。換句話說，一旦各大學財務自主而不再高度仰賴政府支出時，政府依舊能夠透過各種行政上的控管措施，要求大學聽命於政府！這不是反對法人化論者的危言聳聽，而是台灣這些法人化推動者從遠方請來的洋和尚的原始經文！舉例而言，教育部正是透過「五年五百億」的補助方式，迫使接受此一補助的各個校院，必須限期內改制成為法人化！另外，國科會的「產學合作」，也是企圖使得學校教育與產業人力需求做到「無縫銜接」！[2]這些都是明擺在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事！
即便是退一步來講，在大學經費自主後，國家不再補助一毛錢，又會如何？那麼情況很清楚，大學只能從各式各樣的社會收入來尋求財務的資助。那麼，會是資本、地租或工資呢？若以大宗而言，勢必要以資本為其尋求援助的首選，因為量大金多。那麼，資本的邏輯是利潤掛帥，大學又以資本的援助為首選時，大學的自主和自治，真能擺脫資本的意志嗎？擺脫了國家意志，卻投入資本意志，是學子之福、人類之福嗎？
三、所以，結論
因此，不論是從正向延伸，或者是反向推論，「大學自治自主必然要財務自籌」的說法，都是不成立的。它將會進一步使知識和教育往資本的需要傾斜！如此一來，人類知識的內容，將會被資本需要所導引，與資本無關或對資本不利的 知識將產生傳承上的困難。更進一步，如果按法人化的重要政策宣示中，有一項目為鬆綁大學學費的話，那麼學費提高到相當程度，以致造成中下階級的就學困難，那麼自工業革命以來知識向各階級開放的趨勢將會逆轉，資本主義將與其它階級社會一樣，又走回了知識壟斷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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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大研發快訊，http://research.ncku.edu.tw/re/commentary/c/20090327/2.html。
[2] 在國科會的「產學合作平台網」的「成立背景」中，有著如下的說明：本計畫聚焦於「整合跨部會資源運用，強化產學合作之產業效益」、「透過產學研發夥伴關係建立，使學校獲得企業資金、專業設備及技術支援，促使大學知識產業化」、及「透過活絡產學人才流通以及研發合作，使企業獲得科技基礎研究、先端技術發展、產品創新支援，提升產業前瞻創新能力」等政策目標。詳見「產學合作平台網」，http://www.aic.org.tw/page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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